浏览量：2540 作者：chuangbo 来源： 发布时间 ：2015/01/07 16:42:13

【 义乌代办营业执照】税收的多维属性及税改的风险类型

　税收是人类社会的天然构件，看似是人为的产物，实质上是自然形成，与人类语言的产生、存在与发展是类似的。这源于人类的两种存在方式：一是个体的，二是群体的。这两种存在方式也是人作为地球上一个物种生存和发展的状态，二者是不可分离的。人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群体，也就是所处的这个社会。而群体的存在和发展，即社会的进步与文明却离不开税收。没有了税收，群体也就不存在，社会解体，也就意味着人这个地球生物圈中的这个种群的消亡。尽管人类群体的存在方式进化为现代的民族国家，税收也表现为国家的法律制度，但税收的先天本质并没有改变。就此而言，税收的各种含义都是后天赋予的，包括税收的决定、税收的影响和税收的后果，都只是在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已。
一
正是税收，把人个体的存在与群体的存在融合在一起，变成了像一枚硬币的两面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，不能分开。也正是税收，改变了人类个体的脆弱性，增强了人类种群的确定性，降低了自然选择过程中的风险，从而使人类快速地脱离了动物界而成为地球上的强者。作为一种自然法则，从个体来看，缴税是一种先天的义务，即使是政府不存在的地方，也无法避免。因为政府不存在，势必会产生政府的替代物，以代行政府的职能，最常见的是“黑社会”的产生，缴保护费或者缴税，名称可以不同，但无偿地拿出一部分个体财产的情况不可避免。缴税的先天义务，在人类发展史上造就了各种不同形式的专制与独裁，税收成为一部分人压榨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工具。横征暴敛，成为历史上各种起义和革命的重要原因。税收的“恶行”在历史上罄竹难书，但任何时候、任何革命都无法宣判税收“死刑”，只能是把它关进牢笼，用民主与法制来约束，使之回归本性，维系群体的存在。出于这种需要，个体的权利才被强调凸显，作为群体的组成者，拥有对税收制度的参与权和监督权。但这与“纳税人”没有关系，个体的权利不只是因为缴税才拥有，更不等于缴税多的人，其拥有的权利就更大，不缴税的穷人同样拥有这样的权利。“没代表，不纳税”，这句话流传甚广，与其说是对纳税人权利的宣称，倒不如说是群体的组成者，即社会个体成员的权利要求。“纳税人”概念在政治上的滥用，是对税收本质的误解。
税收融合了个体与群体，这使税收具有了多层属性。在市场经济社会，从个体来观察，税收是一种成本，或者说负担。作为成本，影响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，如投资、消费、储蓄、创业等等经济决策。税率的变化成为重要的经济参数，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和行为，从而影响资源的流动与配置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税收是经济的一部分，具有明显的经济属性。作为负担，公平性要求是显然易见的。社会个体的负担能力各不相同，税收不能使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，也不能扭曲社会行为，这是起码的要求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税收是社会的要素，影响社会的运行，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。从群体来观察，税收不是取之于社会个体，再直接返还于社会个体，而是用于群体的安全，降低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不确定性，防范化解公共风险。我们常说：“税收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”。其中的“民”有不同的含义，前一个是指个体意义上的民，后一个是集合意义上的民，所以，这话应当翻译为“税收取之于社会个体，用之于社会整体”。正是源于此，税收具有公共性。国家是重要的公共主体，税收制度的构建具有显著性的政治性，与政治运行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。现代政治制度的形成，肇始于税收的决定权。
在现代社会，尽管不同国家的税收制度存在很大差异，但在整体意义上都存在上述三重基本属性：经济属性、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，并由此衍生出税收经济学、税收社会学和税收政治学。在现有流行的税收理论中，税收经济学居于主导地位，经济学思维几乎统帅了税收理论与政策。但从税改的角度来看，光有经济学思维是远远不够的。从风险而言，税改风险来自于经济、社会和政治三个领域，因为税收存在三重属性，与三个领域都有密切的互动关系，税收制度的变化可能引发经济风险、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。这也就是说，税改可能面临着三种基本类型的风险：一是经济风险，税改的不确定性传递到经济领域，改变经济运行方向；二是社会风险，税改对社会运行产生不确定性影响，改变社会行为；三是税改产生不确定性的政治影响，产生政治风险。这三类风险都可从古今中外的税改中找到案例，并非纯粹的逻辑演绎。税改的目标可以确定，但税改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，这种不确定性会引发经济、社会、政治等领域的不确定性产生，从而形成三类风险。这三类风险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、相互影响、相互叠加，变成综合型的复杂风险。显然，上述风险无论是哪一种类型都会反馈到税改身上，都可能导致税改过程的中断，甚至导致税改失败。因此，对税改过程的不确定性传递所产生的不同类型风险做出评估，是保障税改成功的前提条件。下面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分析。
二
关于税改的经济风险。当前我国经济处于“换档期”，有下行的压力。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变，全球市场不景气，导致微观个体的税收负担相对加重。从调查走访听到的呼声，多数认为税负偏重。这不是因为法定税负增加了，而是企业的税负承受能力下降了，这种相对变化，引起企业“税感”的变化。再从政府推动税改的走向来看，与企业的减税要求是相呼应的。营改增具有最大的减税效应，至去年底，其静态的减税规模达到1400亿元，若实现全覆盖，其静态减税规模可能达到近万亿。增值税是我国主体的税种，现在的扩大范围，今后的进一步转型，变成彻底的消费型增值税，其都具有减税效应，与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匹配的，对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都能产生助推力。同时，还有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政策与税改相配合，改革与政策的合力，更是强化了税收对经济的正面作用。就此而言，当前税改的经济风险很小，税改不会放大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。
关于税改的社会风险。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较大，要求用税收来加大分配调节力度的呼声很高。一种广为流行的看法是，通过税改提高直接税比重，以发挥税收对分配的调节功能。社会的这种期待可以理解，但在我国现有发展阶段，直接税的比重难以通过税改来迅速提高，这有一个自然的过程。直接税比重高低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关联更为直接，而与税改的联系反倒是间接的，因此，要通过税改来提高直接税比重，进而强化税收调节分配的能力，是难以实现的。税改可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，但相当有限。而且，直接税比重即使提高了，税收调节分配的效果也未必尽如人意。从税制来看，美国的税收调节能力很强，但美国贫富差距却在扩大。社会的期待过高，会产生明显的社会风险。这需要通过“税收沟通”来化解。另外，税改还应充分考虑对社会行为的影响，如家庭、婚姻。例如对房产转让所得征收所得税的力度加大，结果出现了以“离婚—避税”这种反应模式来应对，这是始料未及的。对家庭、个人的所得、不动产征税，都会改变社会的行为反应模式。对于这类风险应当从长期角度来评估。税收要避免对婚姻、文化传承、慈善、流动等社会行为形成无意之中的“惩罚”。
关于税改的政治风险。民众对税收的态度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民众对政府、对国家的态度。对于税收这种先天的义务很难产生快乐，就像在恋爱时还能保持理性一样困难。这就需要一种“心理补偿”来平衡。这有多种方法来实现，例如，精神激励，把纳税与荣誉、道德联系起来。西方国家把偷逃税视为诚信的“污点”，不仅在法律上惩处，也在道德上鞭笞，使蔑视税收的人在社会上难以立足。还有个体的权利保障，这也许是更重要的。一方面缴税，另一方面，作为社会成员个体的权利得到普遍保障，尽管这两方面没有直接的联系，但对形成“缴税理性”是至关重要的。习近平主席说，维稳的实质是维权。这说明在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变化条件下，社会个体权利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，需要国家去努力维护。这与国家的整体安全是联系在一起的。人民安全是宗旨，政治安全是根本。维权就是为了人民安全，这样政治安全才有保障。税改的政治风险能否得到有效控制，社会个体权利的保障是基础。在当前，要避免个体权利与缴税简单挂钩，这是两码事，不应从纳税人权利的角度来解读维护社会成员个体权利的重要性。纳税是先天的义务，自古就存在；而个体权利则是后天的“补偿”，是人类政治文明进化的结果，是民主法制下的制度安排。